人世百态|我的红娘

认识红娘那年，我还不到十岁。认识的过程很简单：那天在租书店，手上捏了一分钱硬币，半天找不到一本没有看过的打仗的小人书，店主指着《西厢记》的封面说：“这个好看”。一时别无选择，便“这个”了。那时情窦未开，却喜欢上了讲义气、热心肠、肯帮忙的小丫鬟红娘。

    后来，红娘忽然变得面目全非，成了专门在男女之间穿针引线的媒婆，而且，没有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不作数的。与红娘青梅竹马的我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闷闷不乐。在《西厢记》中，张生与崔莺莺私订终身，明明是自己好上的，与红娘何干？在一对情侣之间，红娘的作用无非是打掩护和传递信息，硬要说她是媒人，也只能是业余的，和后来的媒婆以及婚介，根本挨不上。

    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我讨厌后来的红娘，问题是在我们当婚、当嫁那个年代，想耍朋友了，却又离不开红娘。那年月，社交圈子本来就小，男女之间的交往还得避嫌，稍有不慎，便是流言蜚语。难得碰到心仪的对象，不敢公然去追，得拐一个弯，托相熟的“媒人”出面。自己去追，说你不稳重算是轻的，弄不好便不是耍朋友而是耍流氓。更可悲的是，就算正式相亲，也要假装不期而遇，由媒人搭讪几句，双方都满意了，才有后续。可见父母之命可以不听，但离了媒人却好事难成。

    红娘多为女人，而我的第一个“红娘”却是父亲的老战友杨伯伯。

 杨伯伯是山西人，南下干部，时任东方红机械厂厂长兼党委书记。

 我本人曾在北方当兵五年，因为普通话还算马虎，1977年1月，在全厂纪念周总理逝世周年诗歌朗诵会上“脱颖而出”，被厂工会抽到临时宣传队说相声。宣传队有个姓苏的女孩，看上去显得老实、本分，符合当年找对象的标准。我对小苏多少有一点动心，但谈不上爱慕，她父亲是中层干部，同时是杨伯伯手下一员爱将。有一天去看望杨伯伯，老爷子爱吃面，便自告奋勇给他做了刀削面。老爷子也许吃高兴了，一边吸溜，一边关心起我的个人问题来。他老人家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，极臃肿地蹲在椅子上，跟红娘这个角色，全然搭不上。老爷子喝完最后一滴面汤，咂巴着嘴说人选有了——好巧不巧，正好就是小苏！听说我去了宣传队，还听说苏家丫头也在宣传队，杨伯伯哈哈大笑着宣布：“你的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包在我身上！”

 回到宣传队，等了好多天，“红娘”完全没有动静，是不期而遇，还是正式见面，得有个安排；就算是地下党接头，也得有个暗号不是？我也不好意思去问。便开始观察女孩有无异常表现，比如跟我说话时脸一阵儿红了，举止扭扭捏捏，目光躲躲闪闪什么的。

  结果什么都看不出来。直到宣传队解散，还是看不出来。

  面浅，而且虚荣心极强，拉不下脸去问介绍人。

 半年后杨伯伯到我家做客，忽然想起了我的个人问题，想起了他曾经当过我的红娘，这才问我与姓苏的女孩耍好了没有，何时请他喝喜酒。“没有耍？我不是介绍过了吗？你直接告诉她，就说介绍你们两个耍是我的意思不就行了吗？”原来，世界上还有杨伯伯这种蛮横的“红娘”！我们一家人差点笑岔了气。有时候又想，以杨伯伯的权威，加上我的“优秀”，当时给双方挑明了，没准真就成了夫妻。

 第二次耍朋友有两个红娘，一个是我嫂子，一个是女方小陈的隔房姑妈陈阿姨。那时已经到了1978年，我25岁，老大不小了。我哥从厂里抽调出来搞交通宣传，小陈从另一家厂子抽调到宣传车上当播音员。嫂子去宣传车上坐车玩，看着小陈很顺眼，回家就赶紧跟我宣传：“宣传车上有个女子可以哦，小乖小乖的，一红二白的，不多言不多语的。北方人，说的普通话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。”

 “媒妁之言”相当蛊惑人心，我赶紧答应第二天去“看一下”。

 也许真的是有缘分，这一看还真的特别顺眼。很娇小的一个丫头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充满青春活力，还会拉手风琴。经我哥介绍，互相打了个招呼，女孩大大方方，举止得体，心里便有了决定：可以耍。

  说来又是缘分，小陈的姑妈就住在我家隔壁，她姑父和我父亲还是同事。我妈出面找到陈阿姨，双方一拍即合，一致认为，这就是城隍庙的瓜槌——天生的一对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小陈并非北方人，她随父母在山西长大并参加了工作，后来全家又调回四川老家，如今在城厢镇一家省属企业的劳资科上班，共青团员。因为事先见过，用不着假装不期而遇，几天后陈阿姨领着小陈，直接来到了我家。寒暄片刻便宣布：“先说好，你们两个从现在起耍朋友。要听话，耍了，就不许黄哈！”

 就这样，我们很听话地正式耍上了。我在县城，她在城厢镇，她回厂上班后，每周只能见面一次。见面的地点基本上在我家。见面的主要内容是给我父亲包饺子。父亲是河北人，我曾在北方当兵，这是我喜欢北方女孩的原因之一。回头看，包饺子还真的适合耍朋友，一个擀皮、一个包馅，边包边找话说。一来二去，竟情投意合了。一些“不可告人的情愫”，包括“洞房花烛”那些事儿，也就包进饺子皮里去了。大战红五月时，双方约定不见面，各自抓革命、促生产。结果等不到五月下旬，就又包起饺子来。小陈勤快，温柔，善良，深得全家人的欢心，1979年国庆，我们结婚了。

 从耍朋友到结婚，有两件事很搞笑。其一，初次见面时姑妈的“不许黄”。其二，婚礼上我坚持必须穿工作服，以示“咱是先进阶级”，弄得新娘很委屈。

  结婚40多年，夫妻间磕磕碰碰的“斗争”不可避免，好在都很听姑妈的话，没有斗“黄”。